"零容忍"惩戒持续强化 四部门联手打击证券犯罪

面对这个回答，很多人可能提出这样的质疑：现代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在这样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中可能存在这种体现普遍认同价值的行为标准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但中国学者们沿着上一时期的讨论继续进行了重要创新。(2)对苏联学说的超越和创新。

法律关系客体的类型学说取得了重大进展，形成了超越苏联法学的四分法，即物人身精神产品和行为结果。第三阶段(1950年代中期至今)。相应地，在论著中大大增加了关于国家理论的篇幅。其二，它是关于法和法律科学(法教义学)的总论。进入专题： 法的一般理论 。

第二阶段(1938-1950年代初)，代表为维辛斯基法学。但是在研究基本法律概念的某些具体知识点时，还要同时结合运用其他方法，尤其第分析方法。法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就是既不做脱离社会事实的法教义研究，也不做陷于社会事实的法社科研究，而是提倡从经验到理论的法律研究。

随着裁判文书全面公开，司法大数据兴起，法解释学的案例分析开始结合裁判文书数据库，案例分析从过去的单一案例解读走向多个和大量案例的考察。对法律的实际运行进行实证研究正是目前国内社科法学的聚焦点，因此也就更没有区分的必要。不过法律理论传统既然已经形成，实证的用词是与实证法、法律实证主义、实证法学的含义相对应，这些概念用语已经是固定用法。法律实证研究与法律实证主义的中文用语高度雷同，但含义却完全相反，很容易造成混淆。

但是，两者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研究者不止是问题想清楚了，而且还得表达清楚，要通过修辞说服人，但研究是否有真发现还不一定，至少不好识别。

或者只能说形成的是中国独特性的话语体系，而没有普遍性的解释力。而法律的经验研究关注实在法的运行，进行事实（effective）和实然（is）的讨论。这些报告虽然还难以称得上是实证研究，但仍然是有价值的，它能够深化以后的实证研究。以高鸿钧为代表运用宏观社会理论和整体视角讨论法律的社会理论法学也不是实证研究。

实验不是思想实验，它与自然科学在实验室做实验的基本要求是一样的，需要最大限度地控制约束变量，从而实现提纯结果。在法学内部，民法与宪法、民法与刑法、民法与经济法跨学科研究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考虑到法律的实证研究者和读者受众都以法学背景居多，为避免语言混乱，应减少法律实证研究用语的使用频次，更多使用实证研究、经验研究、定性研究或定量研究。他早期研究秋菊案，再到后来研究黄碟案、馒头案、肖志军案、药家鑫案、许霆案等。

苏力最早创造出社科法学这个词，而后一批年轻学者重新将这个词用起来，并赋予新的使用语境，即与法教义学相对，是在与法教义学对话的意义上来使用。例如，提倡法律实证分析的白建军一直都是在做定量研究。

这样的熟悉过程虽然还不能称为做实证，但却是在培养经验感（sense of experience）。目前还未见有强有力的反批评。

使用法律实证研究的法学者，早先多受到白建军的影响，偏好使用统计，例如程金华。例如，法律与认知科学、法律与脑科学，以及正在流行的计算法学，等等。法律的实验研究主要是围绕人的行为心理和认知来展开，例如发现公民为何守法、法官如何裁判的心理过程。陈瑞华也指出，要从问题出发开始自己的研究，将本土的经验上升到一般理论：应注重研究发生过的经验事实，研究者要有基本的问题意识，要注重社会科学研究的概念化。不建议经常使用法律实证研究用语还有一个重要理由是，目前国内法律研究者多是在定量意义上使用法律实证研究。例如，理论研究是与经验研究相对应的一组用语。

你可以说这是研究格式上的八股，但实证研究传统就是先要采取八股的形式才能够越发坚实。例如，陈兴良在给一本刑法司法大数据的书作序中就写到，我国刑法的实证研究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刑事案例为素材的实证研究，主要通过对刑事案件进行归纳整理而提炼规则和提供模型。

必须指出的是，如果不关注人的行为和心态，缺少经验的社会科学分析，再精致的实证研究也是没有灵魂的。实证研究必须基于田野观察、实地调查和第一手资料来进行因果关系（前因后果）的分析。

前者表现在一看文章，就知道是谁写的。法社科研究注重从法学以外的社会科学，例如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政治科学等对法律进行经验/实证研究。

国内有代表性的两位学者是冯象、苏力。其对应或接续的是社会学法学（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法律现实主义（legal realism）。近年来中国的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争论，也大致可以溯源于此。也就是说，法社科研究不仅注重研究方法（method），更强调研究进路（approach），特别强调从一个或多个特定的学术或学科传统进行跨学科法律的研究。

因此，对法律与社会现象进行跨学科解释，也是规范研究的工作，并非实证研究所独有。做实证研究应当追求充分解释背后的因果关系，而不是就事论事的简单描述，更不能为了直接影响政策制定而扭曲实证研究。

方法论自觉也涉及研究风格的转变。他的理论追求是很强的，也有很强的经验感。

因为经验研究包括定性和定量研究两种类型，而在使用偏好上，做定性研究的学者更多使用法律经验研究用语，做定量研究的学者更多使用法律实证研究用语。其研究虽然都是真实发生的案件，但他在个案裁判真实性的基础上，更多是提出各种可能性，展现案件的复杂程度、制度意义以及理论意义，从而超越了个案。

这在法律与认知科学、实验法律经济学中已经大量出现。但定量研究并非以实地调查为主要方法，更需要统计和建模。法律与文学在传统上被视为法社科研究的一部分，但并不能认为是实证研究。这些学者已经逐渐退出学术圈，而年轻一代的学者缺少这样的经历，他们的经验感的获得只能来自于自己生活的小世界。

如果不对法律实证做正名的工作，这种误用、滥用现象就更为严重。之后，做刑事诉讼法和司法制度研究的左卫民团队，也开始投入到注重法律数据、统计的定量研究。

例如，美国的实证研究的过程仍然值得学习，但我们也必须面对自己的问题去理解和解释，推动形成中国法律的实证研究传统。这些研究更多关注法律条文、裁判文书的统计分析，可以说是对书本中的法律进行统计分析的实证研究。

另外，对法律+X进行实证研究与对法律进行实证研究，也并不存在研究进路上的重大差别。他从较为宏观层面对中国历史进行制度分析，运用社会科学的分析思路，关注因果关系和制度约束条件，但似乎还难以称为是实证研究。